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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 “凶手”明经国与十三亿“租客”

November 11, 2017

江西赣州南康的老农明经国,用干农活的镰铲打死了乡干部卓某,这个突然爆发的血案,让我又想起来“租客”这个词。

去年4月30日,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政府,对秀英区长流镇琼华村所谓“违建”进行强拆。上传到网上的一段视频,记录了现场执法人员电击和殴打老弱妇孺的真实场景:电棒铁棍木棒乱棒齐下,再加上拳打脚踢,那些妇女孩子们龟缩在街边墙角,只能用手臂遮挡着那些落在她们身上头上的棍棒拳脚,那些打手们依然不停地毒打,惨叫声不绝于耳……

当夜我几乎通宵无眠,挨到天亮,就联系有关讲座群,当天,也就是5月1日晚上,我做了一次题为《十三亿租客》的讲座。

那次讲座引起了一些反响,“十三亿租客”——这个词也不胫而走,被许多朋友引用。高瑜老师评论说:听刘亚伟的《十三亿租客》讲座,没有一句让民众听不懂的学术专用语,但是把内容的深度涵盖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范畴,用最质朴的语言讲述这67年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大手笔。

 

那天的讲座共有四个部分:一是从琼华村强拆事件谈起;二是49后的农村集体化运动;三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租客群体 ;四是该摸摸公有制这个老虎屁股了。

下面摘录那次讲座的部分段落:

从4月30日到现在,两三段视频在网上疯传。任何一个人性未灭,良知尚存的人,看着那视频无法不热血贲张,真可谓是天怒人怨,人神共愤!

琼华村,让我想起了红色娘子军那个女主角吴琼花,想起了那支娘子军歌:向前进,向前进/战 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共产主义真,党是领路人/奴隶得翻身,奴隶得翻身……

记得有人曾说,江山是他们的父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想变,拿三千万人头来换。

那三千万人头都是你家的吗?三千万人头又换来了什么,难道就是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吗?如果那些死去的人知道会是今天这个场景,他们还会跟着你们去打天下吗?扛枪为人民,让奴隶得翻身——这个让三千万人甘愿献出生命的理由,至今谁还记得?

想起前不久发生的温州房产土地出让金续租的事,才知道原来这土地上世世代代繁衍的国民,经过公有化之后,都成了脚下土地的租客。几千年走来走去,生于斯住于斯的土地,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一个67年前建立的政府。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国民早已经变成了一个史上空前庞大的租客群体。

十三亿租客,这是近来他们让我们发现的一个秘密,虽然早已如此,我们浑然不觉,是他们提醒了我们。

1949之后,执政党选择了一条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的道路。首先是土地改革,然后是进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到1956年,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被卷入到集体化的洪流中。1958年,全国范围内又展开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

地是农民的根,没了土地,生活生产的自主权完全丧失,他们就失去了根基,成了浮萍落叶。土地和生产资料集体化之后的农民,不仅丧失了土地所有权,而且还丧失了对土地的自主经营权,连种什么,那种作物中多少面积,下多少种,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肥,施多少肥,都要听从上级的号令。甚至连收获的果实也不能自主处理,要等到完成统购统销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自己的,剩的少没得吃实在断了顿,作为补救手段,才可以申请吃返销粮。公社化体制下的农民,已经沦为公有制权力下的集体农奴。

几十年来,当政者用政策制造了一台台巨大的抽水机,日夜不停滴从农村抽取人力和物力资源。在这个以“追求人人平等”为口号,然而又奉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传统农业大国里,农民已经成为贱民的的代称。分配、医疗、教育、养老……哪一样为农民考虑过?

那些当年跟着打土豪分天地的民众,那些当年曾经在“今天失去只是锁链,明天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和“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口号声中,激动不已的大多数民众们,今天真的当家做主人了吗?

海口强拆事件中所谓的私建违章建筑,其问题产生还是土地公有化有关,且土地公有化是其根源。

1949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为何如此悲惨?原因当然很多,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被打断了私有财产权这个脊梁骨?

无数历史事实告诉人们: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源泉,财产权是实现这些权利的主要工具。没有财产权,其他权利就不可能实现。只有当一个人真正地享有归他自己处理的财产时,他的政治权力才会存在。

现在虽然承认了私有财产,但是,“对公民人权和财产权的保障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这个道理还远远没有成为我们社会遵行的基本法理和准则,在现实生活中,公权力对国民人权和财产所有权侵犯的事例随处可见。

如果能够冷静地进行一些理性的思考,就会发现无论是贫富两极分化还是大面积腐败,还是上面谈到的13亿租客的现象,实在是由于一个原因,一个根源于前三十年的原因:虚幻的公有制——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实质上的权力占有。

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贪污腐败,都是钻了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型这个特殊时期,权力对国有资产对社会财富仍具有几乎是绝对支配权这个漏洞。国民个体权利的被剥夺、国民个体安全的丧失,也正是从消灭私有制,确立公有制开始的。

寻求公平正义,这是全人类千百年来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在人类文明的漫漫路途上,人们曾经历了无数的失败,也已经摸索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取得了一些理性的共识,这就是: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限制了政府的行动范围及统治者的专横意志。财产权是抵制统治权力扩张的最牢固的屏障,是市民社会和民间政治力量赖以发育的温床。使国民人身和财产权利从专制制度的“奴役地位”、“绝对统辖权”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从法律上得以确立和保护,无疑是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和首要条件。

国民的财产权在国家法律和法理体系中地位的确立,由租客变身为业主,决不仅仅是简单地对私人权益的保障,相反,以此为起点而开启的,是一种通过保障“国民个体安全”进而推进到保证“社会安全”的宪政之路。

对于这一点,我想今天已经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了。前三十年已经有了一次经由公有制寻求公平正义的失败经验,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和我一样,都不愿意回到那条老路上去。

 

2017-03-23 14:45

 

刘亚伟,笔名亚子,山东曲阜人,北师大研究生学历。自由作家,独立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现代性转型。近期有微讲座《自我启蒙与救赎》系列。


相关报道 律媒快讯:关注“江西明经国案”庭审 2017-09-11 律媒社 律媒观察

发表了博文《水宜疏,不宜堵——明经国案即将开庭》今天中午接到刘卫华律师电话,明经国案近期将开庭。翻出老文章《卓凡的头盔和基层干群矛盾!(3月24日)》换个标题再发上博客。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水宜疏,不°水宜疏,不宜堵——明经国案即将开庭 ​​​​
【明经国案庭前会议通报】
10月13日下午三点,本人作为明经国的辩护人如期参加了庭前会议。
庭前会议中,我依法提出了公诉人回避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鉴定人出庭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并对所有申请做了论证。同时,我恳切要求审判长在正式开庭时充分保障辩护人的辩护权利,并安排大法庭满足人民群众旁听本案的需求。审判长表示会依法充分保障。
同时我指出:庭前会议上处理的程序问题,只是初步的,一切要以明经国本人参加的正式庭审为准。庭前会议上没有提的问题,正式庭审中还可以提。提过的,也可以变更。同时期盼本案成为庭审实质化的标杆,经得起历史检验。
庭前会议在肖建国法官的指挥下依法开展,各司其职,有序进行。肖建国法官亲切,专业,文质彬彬,充分保障了辩护人的权利。对于尊重辩护人的法官,我们要用加倍的尊重回报他!
感谢您一路关注!庭前会议只是刚刚开始,一切尽在正式庭审。
特此通报。
               通报人:刘文华
               2017.10.13晚

卢峰:十月革命 革了民主的命

November 11, 2017

博谈网 2017-11-10 21:57

来源: 苹果日报

前几天到中文大学听了一场有关十月革命的讲座,讲者是历史学者秦晖教授。演说生动有深度,没有什么政治禁忌,听得愉快又长了见识。演说虽然是有关俄国十月革命,实质上却有颠覆的味道,因为通篇演说基本在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暗批过去几十年官定历史的说法。秦教授认为,1917年10月25日(俄历)那天除了布尔什维克党及列宁夺权外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真正的大变该是同年稍早前的二月革命。他指出,二月革命不仅导至几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倒台,也为俄罗斯这古老国家开启了通往民主的大门,令它有机会乘着第二波民主化浪潮摆脱专制走向民主体制。

救亡图存是改朝换代主旋律

根据秦教授说法,第二波民主浪潮发生在一次大战前后几年间。当时全球五大帝国先后崩溃(因战争或革命),包括清帝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正是继中国的辛亥革命后另一次动摇百年专制的大动作。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不但逼退了沙皇尼古拉二世,还积极订立宪法、成立议会、落实普选,让俄罗斯有机会真正透过人民的力量及参与应对战争、饥饿、落后等深层次问题。

可惜,危机特别是战争是如此的近,民主商议要达成共识又那么遥远,一众阴谋家、想夺权的人则在旁虎视眈眈,再加上圣彼得堡、莫斯科充满军纪散涣的士兵,各种阴谋、政变如箭在弦,二月革命后的议会及临时政府结果站不住脚,先是在十月革命后被布尔什维克党夺了权,再在1918年初被列宁建立专政,二月革命后取得的成果如集会、言论自由被取消,请愿群众被血腥镇压,俄罗斯跌入比沙俄时代更专制、更严酷的时代。换言之,十月革命那一声炮响带来的是民主的夭折及历史的倒退。

其实,秦教授提的第二波民主化是一个笼统的结集。五大帝国在短短八年内先后衰亡是事实,可它们各有败因,民主化或民主诉求在不同帝国起的作用不一样,但基本上都不是主导的力量,救亡图存反而是改朝换代的主旋律。也正因为这个迫在眉睫的主调,五大帝国崩溃后即使曾有过民主的实验,但都只是镜花水月。

情况稍好的是德国,成立了威玛共和国,维持了十多年寿命;但期间受到左右夹攻,几乎从未站稳阵脚,到三十年代中更被纳粹右翼极权取代。中国辛亥革命后有过国会以至总统,但民主总是未起步就死亡,从军阀到军事强人,后来更变成共产党专政。

对俄国人而言,1991年苏联瓦解后对纪念十月革命还是尽快忘却这日子原来争论不休,到现时还在演化中。普京政府上场后采取中立态度,既不否定也不支持纪念,毕竟以新沙皇自居的他对推翻沙皇的事不会有太大兴趣。有趣的是,秦教授特别提的二月革命在俄国颇有点左右不是人的味道。俄共固然不屑一顾,民粹派或民族主义政党则认为二月革命令好好的俄罗斯帝国倒下,至今不能恢复威势。

不过,秦教授也提到,二月革命虽没有成为纪念的标记,但它的理想到底落实了一部份。苏联瓦解后一度建立起实质的民主、自由体制,其后普京上场后虽失色不少,终究比百年前有进步,至少在俄国可批评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做法。相对于当年同为五大帝国的中国算好多了。

沈大伟谈习近平高度集权及历朝衰败的特征

November 11, 2017

VOA 2017年11月11日 05:23

华盛顿 —  

被中国称为“知华派”的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近日在华盛顿说,中共19大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高度集权,家长式的专制统治重新在中国抬头。另外,由于反腐败运动,中国的政治氛围中弥漫着一种恐惧文化,中国以前的“专家治国”模式不再,体制处于僵化。

过度集权和反腐造成恐惧文化和制度僵化

沈大伟11月9日在首都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中国的未来发表演讲。他对19大后中国的政治氛围、经济挑战、社会状态以及外交态势等发表了看法。

在谈到19大后中国的政治氛围时候,这位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担任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的教授总结了以下几点。他说,第一,习近平的权力过度集中;第二,父权制、家长式专制统治重新出现;第三,党掌控一切,党领导一切。第四,恐惧文化蔓延--反腐败运动造成政治机制停滞、专家治国模式崩溃、制度僵化;第五,政治改革为零,党内民主和党内选举让位;第六,对公民社会、媒体、知识分子、高等教育的打压加剧;第七,地方政府合法性缺失;第八,中国的富豪、中产阶级移民和向国外转移资产。

沈大伟说,中共19大后,中国重新出现了毛泽东时代的家长制专制统治。他说,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并没有好处,因为党以及制度沦为最高领导人手中的统治工具。他说,过去40年来,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及其后的江泽民、胡锦涛、包括赵紫阳、胡耀邦在内确立了中共的集体领导体制、制度化的决策机制。但是,现在权力高度集中,决策机制被边缘化,“专家治国”的现象不再。他说,从政治上来说,习近平现在所做的是“倒退”,而不是“前进”。

他这样解释反腐给中共带来的体制僵化。他说:“反腐是好事,也很必要,但是,在整个官僚体系,包括国家、党和军队却造成了一个负面效应,那就是恐惧文化。我昨天和上海来的一个代表团见了面,他们告诉我所有的一切都停止了。大家担心晚上被带走,被‘双规’”。

他还特别提到,当一个国家的精英把财产和家庭成员都转移到国外的时候,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反应的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他说:“当国家的精英将他们的财产向国外转移的时候,这说明他们对自己国家体制的未来没有信心。他们一只脚踏出国门,他们在做好准备。”

沈大伟特别指出,这些精英中包括中共党员。

从中国历代王朝更替来看中国的未来

沈大伟在演讲中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也就是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未来。他列出了中国历朝历代王朝更替和衰败的前提条件:第一,都有一个被孤立和专制的皇帝;第二,朝廷内部的朋党纷争;第三,精英阶层腐败;第四,意识形态空洞,对普通老百姓没有真正的意义;第五,经济混乱;第六,民众起义和反抗风起云涌;第六,自然灾难;第七,来自边境和领土的压力。

沈大伟特别强调说,他不下结论。他让听众自己判断。他说,这些前提条件在现在的中国有的已经出现,有的并没有出现。他特别声明,他不是“中国崩溃论者”。

2015年,沈大伟曾经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他在文章中预测,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从一贯对华温和到突然“唱衰”,沈大伟的“改变”引发高度关注。有人曾揣测沈大伟介入了中共的政治斗争, 在为其中的一方擂鼓助阵。当时,中国官方媒体连续发文反击,一段时间无人敢邀请他访华,形同被封杀。不过,现在中共对他已经“解禁”。

中国现在处于“硬威权统治”阶段

沈大伟在演讲中说,中国现在处于“硬威权统治”阶段。一年前,他在自己的新书--《中国的未来》一书的发布会上也说,从2009年以来,特别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一直在实施“硬威权主义。”

他说,从“硬威权主义”出发,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四条岔路:往左倒退至新极权主义(neo-totalitarianism);沿着现今的硬威权主义(hard authoritarianism)道路一直往前;走回1998年至2008年的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道路;或是大力开放改革、向右转向“新加坡模式”的半民主社会。

他曾经表示,如果中国采取半民主的模式,中国的改革就会成功和彻底转型。但是,他在约翰霍普金斯的演讲中说,他很怀疑习近平会在专制后(先整顿好党和社会后)走向包容和开放。

苏智敏:川普离开后的茶余话题:推特与“带鱼”

November 11, 2017

博谈网2017-11-11 03:20

川普访华,习近平夫妇与川普夫妇参观故宫,习近平主动为川普做“导游”

(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结束访中行程后,便飞往越南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领袖峰会,留下夫人梅兰妮亚在中国参观北京动物园与长城。

川普此次的访中行程,受到外界注目的,除了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订2,535亿美元经贸大单外,还有他在中国境内发推特的举动。

在严禁VPN,禁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视“翻墙”有罪的中国,川普如何在中国境内发推特,已是川习会前的话题,而川普来到中国后,发了什么内容的推特,也是被关注的焦点。在11月9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当有记者问到川普在中国发推文是不是违反中国的互联网法规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没有直接正面回答,而是称中国人有方式各式各样的渠道:“比如有人用微博、有人用微信,手机有人用苹果、有人用华为,大家都是有充分渠道与外界沟通的。”。

华春莹的回应,遭网友讥笑为“全宇宙最不要脸外交部的回答”,认为应该把这段话保存下来,以后翻墙被抓,就把这位发言人的话拿给警察看。毛姓网友笑称:“这一点也是很尴尬,哈哈,制度还不自信,不好理直气壮的说我就是要封。”

一名王姓网友则试着为官方“翻译”:“所以目前官方的态度是:我们从来没封过境外网站,只是境外网站不受中国法律保护,你为什么上不去我不知道,也跟我没关系,你自己想办法是你的事情,我假装没看见,但你要敢把方法说出来告诉别人就是违法犯罪。”

另一个成为中国网友议论的话题是,视美国为“境外敌对势力”的“反美人士们”在这期间挺安静的,例如被认定是“中共五毛”代表人物之一的周小平,一位常因发表违反常理的文章而遭到批评与嘲讽的网络写手。

网友指出,周小平在2016年年底曾说,他成立了一家文化公司,而公司的企业文化只有四个字,那就是:干掉美国。“本人,周小平誓与美国以及他们的走狗大V之间永无谅解,绝不妥协,不共戴天,只分输赢,不死不休。”

因此,有人笑称,这两天“反美斗士们”挺消停,就像不约而同吃了哑药。原先动不动就骂这个是“美狗”那个是“带路党”,如今美帝头子来了,怎么不上街举牌呢?在故宫给川普带路的你咋不骂了?有请“带鱼侯”出来走两步。

也有网友讽刺的说,周小平同志,世人皆知你与美国不共戴天。如今,川普夫妇已身在帝都,快去实现誓言吧。亦有人挖苦他:“这条带鱼是见过大场面见过大人物的,非常有经验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另有网友刻意问:“不知带鱼如何看待亲自接待美帝头子特朗普的那个人?”

“周带鱼”,是周小平非常有名的绰号,因他曾撰写文章称“薛蛮子为净水器促销,诋毁中国水质有毒,造成舟山带鱼养殖场滞销,当地无数养殖农户面临破产,罪大恶极,谁来追究?”由于带鱼是深海鱼,没有人工养殖,使周小平因自己胡诌的谣言而被取上此绰号。

不过这次的川习会,周小平并没有闲着,11月9日他在微博发表文章《平析|中美之间需要友好,但不需要中国讨好美国。请亲美大V不要扭曲》,开头就错字连篇:“​​​昨天川建国访问中国,交换了许多意见,而中国释放的信号也十分强烈。即,希望美方和中国一汽努力,达到中美友好的目标。”

其实对周,中国女社会学家李银河曾专门撰文,称他“是个无知青年”,周小平的文章“根本不值一提”,压根儿就是一个非理性的情绪宣泄,跟他的文章最对仗的是:我就骂,我就要骂。

宁馨 :天堂文件揭秘,中国有谁被冲击?

November 11, 2017

VOA 2017年11月11日 01:30

华盛顿 —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继去年披露“巴拿马文件”之后,这个星期再次曝光“天堂文件”,揭秘大批全球政商界精英隐藏财富的内情,踢爆对象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的女婿车峰,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以及大陆艺人赵薇的富商丈夫黄有龙等。与此同时,香港媒体接连曝光中共新上任的七常委中习近平,栗战书和汪洋等人家族在香港拥有惊人财富,时机耐人寻味。从巴拿马文件到天堂文件,全球精英在隐藏财富方面都有哪些共同点?各国政府为何迟迟没有采取有效的办法来堵塞全球精英藏富和逃税的漏洞?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表示,天堂文件涉及到中国领导人,都是去年巴拿马文件已经公开的资料,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同于去年的巴拿马文件,天堂文件对中国冲击不大。涉及的几个人名如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的女婿车峰、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影视名人赵薇,都不足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

陈破空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证监会突然拿赵薇及其丈夫黄有龙开刀,给于行政处罚,并勒令整改,仅仅因为,赵薇夫妇并非政治人物,而且与领导人无关,证监会把他们当软柿子来捏,欺软怕硬,转移视线;因马云的公司与众多领导人有关系,车峰又是领导人亲属,证监会或相关机构根本不提。这一切,反而显示中国没有法治、只有人治的可悲。

陈破空说,栗战书女儿和女婿有香港资产,这其实在十九大前就被南华早报曝光。 汪洋的女儿也在香港坐拥千万豪宅。我认为,这些爆料不会影响栗战书和汪洋的政治地位,却反而有利于习近平对他们的控制。我只是希望,作为将要负责香港事务的新常委栗战书不要让港人的民主自由环境更加恶劣;而著名改革派汪洋家属尽管有问题,仍然希望他不要改变自己的改革思路,既然自己已经获利,也该用同理心对待中国的普罗大众。

这次的天堂文件将对各国政要造成怎样的政治冲击力?魏碧洲说, 本次1300多万份资料经过一年整理之后被分配到相关地区的媒体进行公开。我们看到,在中国方面已经产生了一些冲击,就是证监会已经禁止赵薇夫妇未来五年之内进入股市。不过总体而言,这份文件对其他国家影响更大一些,比方说阿根廷和智利。在民主国家,这些藏富行为虽然没有明显违法,但却是政敌之间拿来互相攻击的最好子弹。试想,一个民选官员在海外藏有大笔不纳税的投资,民众的感觉如何?所以,这种情况对于西方官员的乌纱帽是有威胁的。当然,这些人藏富是因为各国还没有提出限制富人避税的法律。而资料被泄露的相关律师事务所也一再表示,他们的做法都是合法的。

另一个问题是,通过骇客手段获得私人财物资料,然后公之于众,这中间媒体是否存在道德问题?对此魏碧洲说,骇客偷窃之后让媒体使用,可以说是把偷来的赃物发到到记者群来分享。但是要注意到,媒体曝光的都是权贵,是人民给予权力的群体,是公权力持有者。从这点来看媒体也秉持了职业操守和良心,仅仅曝光这批人,而不是普通百姓。

姚监复:何方认为,毛泽东的外交路线是错误的

November 10, 2017

——《何方杂谈》《何方谈史忆人》《论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读后感

何方老在史学方面的研究中敢于挖掘真实史实,提出独立见解,深刻剖析党及指导思想的致命重病的危险与病根,作出国内外公认的学术成就和历史贡献。近日拜读他的《何方杂谈》、《何方谈史忆人》及《论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等大作,联系多次当面对我的指教,我认为,何方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敢于完全否定毛泽东的外交路线。他认定,内政决定外交,毛泽东的对内极左路线根本错了,对外的左倾路线也全错了;总的外交路线错了,具体的决策也都错了,特别表现在四次对外战争也全错了,抗美援朝的战争错了,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错了,对苏联的珍宝岛之战也错了,对教训越南的自卫反击战也错了,统统地错了。这些观点是何方思想中闪耀着永恒光辉的亮点,对推动新时代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促进中国学术思想水平的提高和进入国际学术殿堂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建国后毛泽东外交路线的两大错误:闭关锁国和搞世界革命,使中国落后了30年

何方在《亲历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转折》一文中(《何方杂谈》,第182-183页;《人物》2011年,第8期),指出“建国后,从思想上来说,有两条外交路线,一条自然以毛主席为代表,另一条是张闻天的思想。周总理在思想上接近张闻天,但实际执行的是毛泽东路线。”张闻天的思想是“集中力量搞建设,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外交工作完全为这个目的服务。他提出和平共处为外交政策的总方针,要努力促进国际形势缓和,不要急着解放台湾,也反对输出革命和在外援上打肿脸充胖子。他主张遵守外交传统和国际惯例,同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开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他认为,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对战后形势、特别是民族民主革命估计有错误。张闻天认为,应当支持亚非拉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干涉人家的内政。”

“然而,建国后,我们执行的是毛泽东的外交路线,犯了两大错误,一是闭关自锁,二是搞世界革命。使中国落后了30年。”“尤其值得注意的事,对前30年外交政策,从来没有做过总结清算,一直采取全盘肯定态度,即使外交政策已经发生根本改变,也不准否认原来政策的正确。宣传教育和学术研究上,新中国外交,都始终不允许自由讨论,基本上属于禁区。”

何方说,前30年有很多很荒唐的故事。中国派解放军到缅甸,帮缅甸共产党搞了一块根据地,从枪炮到大米、军装,全都是中国供应。文革中,一些青年人跑去支援他们革命,参加缅甸组织。文革后,国家正常化,说他们是中国人 ,没有护照,不算;说是缅甸人,缅甸官方也不承认。最近,那些人才回来。有些人在金三角种鸦片。以前,我们和周边国家关系搞得很坏,他们都怕中国,防着中国。毛主席认为和缅甸断交了更好,我们可以更自由地支持那里的革命。李光耀对邓小平说,你们要和我们搞好关系,就应该把马来西亚之声、泰国之声关掉。邓小平把设在湖南,我们出经费的电台关掉了。我们援助世界革命,第一是阿尔巴尼亚,帮它建棉纺厂,又用外汇从埃及买棉花供应它,而纺织品又卖到别处;帮它建电厂,发电又卖給别国。1960、1961年我们饿死了多少人,阿尔巴尼亚一要粮食,就给他们送。第二是援助朝鲜,第三是越南。还有非洲。坦赞铁路,西方大国不敢承担,中国就敢承担。(《何方余谈》,第182-184页)

 

      何方认为,毛泽东对时代判断错了,外交路线基本错误

何方认为,张闻天和毛泽东在外交上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思想和两条路线,正如1959年庐山会议上反映出在国内问题上有两条路线一样。中国前30年的外交路线基本错误。国家战略决定外交路线,前提是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对时代特征的基本判断。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正确决定策略的基础和出发点。

 

       究竟是战争与革命时代,还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何方回忆1978年3月平反以后,同宦乡、李一氓、李慎之等研究讨论时代问题,取得共识,建议改变“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联美反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1980年前后,何方协助宦乡提出了适当拉开同美国的距离,改善中苏关系,使大三角关系有利于我们及大力开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建议,参加议论和修改的李一氓起草的报告认为国际关系根本变化,战争可能避免,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打不起来。1979年2月看问题比较快的胡耀邦在驻外使节会上说,“认为苏修是世界战争策源地,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值得研究,对苏联究竟是不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值得考虑。”7月18日邓小平针对胡耀邦的讲话,强调“战争确确实实越来越逼近了,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我们还是要坚持一条线的战略思想,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还是要立足于早打、大打。”

1979年2月对越战争后,邓小平提出两大问题:一是无论如何要发展经济,中国太落后了,老百姓太穷了。二是外国发展那么快。对新加波、日本经验比较重视,逐渐有些改变。但是仍然坚持战争只能推迟不能避免的老看法,但表示,我们希望推迟2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使我们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上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对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李一氓早就建议放弃,胡乔木也认为是“胡说八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也没收集他在联大讲“三个世界”的发言,他本人以后也不提了。到1984年11月邓小平正式表态,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应当有新的判断,他说:“战争威胁,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邓小平又在军委会上宣布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切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变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从1949年到1985年,毛泽东、邓小平坚持了三十多年的对时代的错误判断和错误的外交路线,终于被邓小平本人放弃了。但是,并没有认真批判和否定过去的错误,也没有正面肯定张闻天、王稼祥在文革前的“三和一少”路线的正确性,也没有提到1976年以后李一氓、宦乡、何方等提出关于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战争不可避免、要支持世界革命的理论和邓小平的“三个世界”、“ 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的判断都过时了,现在已经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些重要结论与建议具有先见之明,为中央改变战略与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邓小平更没有指出错误的时代判断和外交路线耽误了中国建设与发展30多年,使中国落后那么多的严重后果与历史责任。

 

关于时代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左派又发动了对“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批判。陈云强调“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邓力群在1990年3月主持了会议,讨论关于帝国主义论和时代问题。实际上,会议批判的矛头是对着何方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论点。后来,由于吴冷西认为和平与发展问题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一公开批判会造成误会。这场高规格的批判就不了了之。但是,赞成和平发展时代的提法的人反而更多了。1997年北京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总结说,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承认现代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时代。

不过,在这场不了了之的讨论以后,何方关于时代问题的重要观点被社会重视。“超星名师讲座”请何方做了几次有关时代的报告,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军事学院等单位都纷纷邀请何方去作报告。

但是,这场争论没有结束。到了21世纪,官方仍然坚持“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就是仍然认为“帝国主义本性不变”,“战争不可避免”,因此,始终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西化”,“分化”,甚至害怕和担心“普世价值”也是亡我的手段,加以批判。实质上仍然不敢承认现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内心里仍然在坚持是“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只不过形式、方式有变化而已。因此,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争论是长期的,特别是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错误的外交路线,没有彻底批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样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必然会借尸还魂。

因此,重温何方的教导是必要的、有益的。何方指出解放以后在外交路线上,张闻天与毛泽东有区别。张闻天不主张“一面倒”,外交部不是搞世界革命的,“革命不能输出,外交部是代表政府和人家政府打交道,不能去搞革命,挖人家墙角。”毛泽东翻云覆雨,一会儿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一会儿批评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又干涉东南亚国家的内政。毛泽东的外交不能出现和平共处,只能打仗了,总想搞世界革命。毛泽东对时代判断错误,要搞世界革命,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坚持闭关自守,强调备战,早打、大打,丧失了一次又一次非常有利的发展机遇,人家抓住机遇迅速发展了,中国停滞、落后。经历了60年的反反复复,到了21世纪,有智慧的领导人应当清醒地认识、深刻反思、深入批判、彻底抛弃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和整个毛泽东思想,肃清其影响,真正融入国际大家庭,才能达到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目标。

关于毛泽东和张闻天两条外交路线问题,何方认为“这个工程很大,得有时间”(《何方杂谈》,第182页)人们期望,有能力有水平有重要经历的何方老人一定能完成这项宏大的理论工程,为后代留下又一部信史的传世之作。

 2012.12.23

后记

何方老先生在世时,我同他多次讨论毛的外交路线。他认为总的路线是错误的,外交也一定是左倾的错误的。我认为,这是何方的首创,首先发现和指明的真知灼见,应当公之于世,保住知识产权、发明权。改变外交由周总理主管,因此是正确的,这种错误想法。这样,我写了这篇文章,介绍了何方老先生认定毛的外交路线是左倾的错误的,四次外交对外战争都是错误的新结论。但是,何方老人坚决不同意我发表。我分析,他耽心会受到批评或批判。因此,我尊重他的意见,没有公开。在今年何方告别会上,我征求了何方夫人宋以敏老师的意见,人已离去,思想应公开宣传。她同意。

现公开发表智者何方几十年前就已形成的思想、结论,毛的外交路线也是左倾错误的。文中肯定存在不当和错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预致谢意。

姚监复

           五柳村2017年11月8日(星期三) 中午11:53收到

李慎之: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2002)

November 10, 2017

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

李慎之

2002年3月在南京


为什么一上来就要点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即使政权更迭,外交政策还多以连续性为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时候,其外交政策主要表现为断裂性。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身的中华民国,有过不少失地退让,丧权辱国的记录,但是到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外交上也可以说大获全胜,不但日本无条件投降,而且过去一百多年列强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已经取消,中国甚至成为手中握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亦即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与国遍于世界,真可谓国耻尽雪,风光一时。但是国民党政府内政不修,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吏治腐败,民怨沸腾。在与共产党举行的和平谈判中,又自恃武力强大可以消灭对方,而缺乏立即行宪的诚意,致使谈判在一年後归于破裂。在随之而来的三年内战中,国民党连遭败绩,只能退守台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就确定外交方面三条方针:(一)另起炉灶;(二)把房子打扫干净以後再请客;(三)向苏联“一边倒”。这就是说在外交上一切从头来过,对国民党的遗产,甚至在联合国内的重要地位都几乎不屑一顾。一直到三十年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才逐渐向历史恢复,这种情况在国际外交史上是很少见的。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人类的全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近代以来,阶级斗争已发展到以全世界为范围。在这场世界性的阶级斗争中,站在正确的、进步的方面,而最後胜利的必然是无产阶级;而站在错误、反动的方面而必然没落的是资产阶级。自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尤其是在苏联主导下成立第三国际以来,世界无产阶级已有了一个头,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于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以外,各个国家间的外交斗争不过是这场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特殊形式而已。所以在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的时候,至少在其初期,决不能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则就无法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史前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到1949年才成立,中国共产党却是1921年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对自己的外交政策就已成竹在胸:就是对帝国主义国家坚决斗争;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则实行国际主义,後者源于马列主义所谓工人无祖国,各国无产阶级利益完全一致而没有利害冲突的理论。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後立即把自己归属于同样信奉马列主义的,世界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建立的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是天经地义的的事。另外,同学们可能不了解的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党章第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有隶属关系;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时候就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出席;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有的竟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名字就叫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并不在中国人手里,而在代表共产国际的德国人李德手里。共产党是有铁的纪律的党,党员不但要遵守中共的纪律,也必须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许多老辈共产党人(当然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内)对国际的指示是严格遵行,不敢有违的。“九一八”以后,中国的东北已经沦陷了,而上海的中共党员,还在举行飞行集会散发“武装保卫苏联”“坚决保卫马德里”的传单,就是执行的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胜利前的这种惯性,一直保留到1949年以後是十分自然的。

当然,共产国际在1943年已经解散,从组织上说,再没有人可以对中共发号施令了。中共在那以後已经可以自作主张了,但是就在1947年,苏共又发起组织了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把世界上已经夺得政权的共产党都包括在内。对各国共产党(不论其夺得政权与否)有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行为与理论的,也就是不符合斯大林旨意的,都进行了批评以至处分。我记得至少对当时日共和印尼共就批评得十分严厉(共产国际甚至解散过波兰共和朝鲜共)。而到次年(1948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年,共产党情报局更开除了“南斯拉夫叛徒集团”,罪名就是它奉行“民族主义”。中共中央通过当时党的副主席、理论权威刘少奇发表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章,论证民族主义是反动的,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只有国际主义才是正确的。根据马列主义,民族利益(亦称国家利益)是由阶级利益决定的,因此实际上是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1948年发表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则充分阐明了民族利益由意识形态所决定这一点。前一篇文章上面已经谈过了。在後一篇文章里,针对当时有些民主人士提出的中国应当走第三条道路,做美苏之间的桥梁的言论,毛泽东说,你们说我们“一边倒”,我们就是要“一边倒”,我们不能做美苏间的桥梁,只能坚定不移地站在苏联一边。这就确定了联苏反美的外交政策,一直到二十多年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才有转变。

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二十世纪,民族利益常有冲突,粗暴一点的通过战争来解决,文明一点的通过谈判来解决,根本不可能按国际主义来解决,这种情况也许到二十一世纪还改变不了,何况共产国际的所谓国际主义其实就是一切要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後的外交,大体上可分两个时代。第一个是毛泽东时代,第二个是邓小平时代。两者的宗旨差别很大,而且毛泽东时代的特点是多变,二十年间变了180度。邓小平时代的特点是稳定,很少变化。邓小平已逝世五年,是否出现了第三个时代,目前还看不清楚。现在把前两个时代分别讨论一下。

 

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一)意识形态,(二)民族利益,(三)毛泽东个人的伟大抱负。这三个是递进起作用的,又是交互起作用的,因此很难严格分清楚。总的说来是早期意识形态的因素较强,晚期个人因素较强。民族利益的因素应该是贯彻始终的,但终毛泽东之世却又一直是隐而不显。那个时候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讲民族利益是非法的,因为它是反马列主义的。这个词组直到毛逝世以後十年,亦即八十年代中期,才出现在中国人的嘴上和笔下。在这方面,我也略有功劳,不过说这话现在你们听起来已经好象是笑话了。三个因素混杂不清的情况是很容易解释的:一个人无论如何想方设法为民族谋利益,为个人建勋业,树声名,他们不能离开自己一生信奉的主义,即世界观,亦即意识形态。毛泽东追求的一切都只能在马列主义的框框里寻求解释,来证明其合理性,或曰正当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对过去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一律宣布无效,要等以後逐个决定其是否可以采用,应当废止,或者予以修订,这正是一下就树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崭新面貌。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苏联大使罗申倒是随蒋介石政府到广州去了)试图与中国结交的姿态,毛泽东也是稍经犹豫就断然不理,而且在他因为活动劳而无功不得不回国的时候毛泽东还专门发表了一篇题目叫做《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当时我们这些年青人都只知道叫好,后来才懂得原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说给苏联听的,为的是表示中国立场坚定,绝无二心。

新中国第一次重大的外交活动是1949年毛泽东访苏与斯大林会晤,结果就是次年二月中国外长周恩来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内容包括中长铁路中苏共管,苏军到1952年撤出旅顺以後中国还要偿付苏联的军港建设费,中苏合作的新疆石油公司苏联也是大股东等。现在,谁都能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当时不是看不出来,就是不敢说,毛泽东当然心里还是明白,这就种下了後来中苏关系破裂的因子。

同年六月,北朝鲜在苏联支持下出兵攻打南朝鲜,南方猝不及防,北方势如破竹。当时南方还有美国军事顾问,杜鲁门总统下令出兵相助,不但很快把北军打退,而且攻下北方的首都平壤,前锋直逼鸭绿江。谁来救援北朝鲜呢?据说苏联从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认为自己应当力避与美国直接发生军事对抗,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中国的头上。应该说作出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决定,并不是容易的。因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已经打算放弃蒋介石,准备撤出台湾了。解放军前一年攻打金门虽然失利,但是正准备再次进攻,胜算不小,而现在却由于北朝鲜南侵而导致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对解放军构成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障碍,把中国的统一大业一直推迟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完成。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实在是“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的一个英雄式的决定。朝鲜战争打了三年,一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以後才在七月份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我也可以算是现场的见证人之一。南北朝鲜谁也没能吃掉谁,迄今仍在三八线两边对峙。

抗美援朝,对中国到底是得还是失?有人说中国“兴灭国,继绝世”,与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美国打了一个平手,声名远震,端的是大智大勇,在全世界打出了威风。有人说中国救活了北朝鲜,自己却赔上了一个台湾,代价太大,有失无得。有人琢磨斯大林要中国为他火中取栗,苏联实在太精,中国实在太傻。......这些问题自从事实逐渐暴露,言论逐渐解禁以来迄今一直议论纷纷,也许再讨论几十年也不会平息.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为了说明意识形态因素在中国的国家行为中曾经起到多大的作用.可以说这样的事例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连标榜国际主义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在对外关系中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除非把1956年赫鲁晓夫在中国的怂恿下出兵镇压匈牙利起义和勃列日涅夫1968年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改革都算做“国际主义”。对後者中国人是坚决反对的,认为是干涉内政;不过苏联人自己却认为是为了保卫马列主义而对兄弟国家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就同当年镇压匈牙利群众起义一样。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揭发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的威信一落千丈。这对中国伸张民族利益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毛泽东也是私心窃喜,但是他又不能不担心,由此引起的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有可能引起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危机,而且还可能影响到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上升的地位,影响到他在今后领导世界革命的思想资源。因此他真可说殚思竭虑,一方面需要顺势批评一下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一方面又必须挽救斯大林的威信,把後者定为“功大于过”“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三七开”)。这表现在按他的意志起草的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煌煌大文上(前一篇发表于1956年4月5日,後一篇发表于12月29日)并且以此为标准逐步展开批判各种国内外被他认为偏离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

中苏交恶始于1959年中国十周年国庆时赫鲁晓夫访华与毛泽东发生龃龉,以後逐步发展到六十年代震动世界的所谓《九评》,在中国方面看来,从1963年9月6日中国方面发表《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是为第一评)到1964年7月14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是为第九评)都是为了答复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原来苏共的信是为它自己提出的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可以避免,双方可以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可以不经过暴力革命而实现...等等一系列观点辩护,结果却激起毛泽东的勃然大怒,专门选定康生组织班子,在钓鱼台认真地写文章一一反驳,首先在1963年6月14日发表了一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向全世界提出了中共集一百多年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之大成的文章,作为总纲。然後就发表一篇一篇文章逐个驳斥苏共的反对观点。毛泽东说本来准备写一百篇的,後来因为赫鲁晓夫下台而只好就此打住。这些文章加上苏共来信,後来都收到一本叫做《关于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的书里,字数有三十馀万之多,其论点之广泛,言辞之激烈,也许为人类全部国际关系史上所仅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已从外交部长位置上解职五年的乔冠华(《九评》起草人之一)曾向我慨叹“现在国际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记得《九评》了。其实,事过境迁,当时岂但国际上,就是中国国内也已经没有多少人关心《九评》了”。我相信如果你们现在去看那些文章,大概一是不好理解,二是不感兴趣。但是在当时,却是谁都不能不关心的大事,因为如果一言不合中央的旨意,就有可能招来祸殃。这些文章中所体现的思想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外交,而且决定着中国的内政,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以之为铺垫的。所以,如果你们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外交,这些文章是必须仔细研读的,不论如何乏味。

举一个例子来说,自从1954年中印、中缅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以後就为中国人艳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来已被中国人说成是国际关系中的天经地义,但是在《六评》中,中方却明确引用列宁的话,说明“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比1960年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由于中共代表团的斗争,苏共不得不接受的提法“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还要干脆。其实,外部世界早已看出这一点。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建议把五项原则写进最後公报,就遭到多数国家拒绝而只能采用泰国外长旺亲王起草的十项宣言。到1959年中国在西藏平叛以後发表的《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也早已详细地说明革命的中国是不可能同压迫人的西藏农奴主阶级和平共处的了。

毛主席在国内连续发动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一直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高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同时把中国树立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把自己树立为世界革命的领袖。除此之外,他还发动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不但成功地制成原子弹,而且大放精神原子弹,争取多产粮食,大炼钢铁。虽然屡遭挫折,代价极大,然而在他主观思想上却都认为这些是一往无前地有利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利于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他个人成为世界革命领袖而流芳百世的事业。

毛泽东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斯大林那样的人物。这是当了他二十年政治秘书的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里讲的。斯大林最高的头衔是“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看来这正是毛泽东追求的目标。六十年代,中国大批苏联修正主义,企图代之而成为世界上与美国对立的一个“极”,甚至想要“踢开联合国闹革命”,要以新兴力量运动会取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开以“解放全人类”号召。在他的眼里,让中国搞点富强实在算不得什么,不过是庸俗的资产阶级的鼠目寸光而已。事实上,中国的红卫兵们也把“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真可谓豪情万丈。当时毛泽东的革命口号从西欧北美的富国到亚非拉的穷国都赢得了相当数量的人的响应,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在名字後面标出“(马列毛)”,甚至还有加上“(林)”的共产党。东方的波尔布特,西方的切·格瓦拉都受其沾溉,至今流风余韵,不绝如缕。这对毛泽东本人是很大的光荣和安慰。

另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自力更生”,到晚年还真的使中国做到了国际上罕见的“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即使大跃进使中国饿死了成千万人唐山大地震死了几十万人,也不向国际上要求一分钱的救济。这种行为和理论也造就了一批反对边缘国家(即落后国家)依附“中心国家”(即富国,亦即帝国主义国家),而主张与之“脱钩”(delink)的理论家,在国际上活跃了二、三十年,到近年才渐悟其非。

意识形态、民族利益、个人抱负三者一体化的政策也贯彻在他的国内政策中,两者实际上构成了毛泽东后半生的全部事业。

不过这样的外交政策到底是否符合毛泽东的个人利益,也并非无可怀疑,因为像斯大林一样,他的种种作为,虽然显赫了生前,身後的声名却不大好。一共干了二十七年,结果至少二十年是遭到自己的党正式批评为犯了严重的极左错误,也许他本人在临终前有过怀疑,但是几十年形成的潮流,改已不能改,罢也不能罢了。

开头提到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是多变的,但是上面只谈到毛由亲苏到反苏这一段,最後还有从反美到联美这一段,直接开启了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政策,这个变化才算完成。

原来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以後,中国就首先指桑骂槐,借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头面人物陶里亚蒂(意共领袖)和铁托(南共领袖)不能坚持原则(首先是批判他们不尊重苏共领导),到直接批判苏共修正主义。苏联第一个罪状就是反对美帝不力甚至美化美帝而援助穷国反对美帝不够,然後逐步加温,从称苏联为大国沙文主义到社会帝国主义,从批苏共为老子党到称接赫鲁晓夫班的勃列日涅夫为新沙皇,慢慢地苏联竟从同美国一样坏而成为比美国还要坏的世界人民的第一号敌人。中苏敌意日益升高,竟至在1969年在中苏边境的珍宝岛真刀真枪地打了一仗。这个时候,毛泽东不能不考虑万一两国大打起来怎么办了。由于苏联的军事实力高出中国太多,毛泽东自然会想到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的古老战略。中国的这种心思居然被太平洋彼岸看出来了。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就通过一系列的试探拉拢,先是派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来华探路,最後终于亲自在1972年飞到北京来会见毛泽东,发表了旋转乾坤的上海公报,中国外交政策就此走上了联美反苏的道路,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也以扭转180度而告结束。

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谁都没有料到的波折。原来在珍宝岛战事以後,美国已经通过中美进行了多年的两国在华沙举行的大使级会谈向中国发出了示好的信息,中国方面也已经明白了美国的暗示,双方已经在1970年二月份商定在5月20日举行下次会谈了。不料3月11日柬埔寨却发生了朗诺推翻西哈鲁克王国政府的政变,美国又为对越战争的需要而在四月底出兵柬埔寨。这时中国为维护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不得不在5月20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由副统帅林彪当着伟大领袖的面宣读了毛泽东的“庄严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番变故使中美接近的计划整整推迟了半年。

在中美两国关系改善的形势下,中国同追随美国行事的前敌国日本和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也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驱逐了国民党的代表而取得了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在尼克松到中国以前,党中央还发过一个宣传提纲,说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现在已经把房子打扫干净了才请客的,帝国主义已经很难危害我们了;而在尼克松到中国的那一天,《参考消息》头版右上角通常登毛主席语录的地方登了一条列宁语录说:同强盗握手正是为了最後消灭强盗“云云。

 

邓小平时代

 

毛泽东是1976年逝世的,而邓小平是1977年东山再起而到1978年底全面主政的。邓小平学习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办法,一方面肯定毛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给予“三七开”的评价;一方面又在实际上全面改变他的几乎所有的政策,从而开始了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不过在毛晚年的各种作为中,邓可以毫无困难作为遗产接受的,实际上只有一条,就是他联美反苏的外交政策。如果不是毛生前为此开辟了道路,邓要做到这一点,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但是邓小平还是怕中国人受了几十年极左思潮的灌输,难于接受这样大的转变,因此决定还要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他命令胡乔木组织一个班子,写了一篇大文章,题目叫做《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发表在1978年11月1日的全国报刊上。

大家都知道“三个世界”的说法本来是西方新闻界在五十年代中期叫开来的,他们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是第一世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第二世界,其他不属于这两大阵营的就归入第三世界。照这样的分法,中国本来是第二世界的老二,不料1974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提出了新的划分三个世界的观念。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那么多也没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番新见解连追随毛泽东三十多年、有世界大外交家之称的周恩来都从来没有听说过,弄得一头雾水,下来以後连夜苦苦思索编出一套似通非通的“理论”来再向卡翁达解释。这个新理论马上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在毛主席生前死後也管用了几年之久。

邓小平1974年奉毛泽东之命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时,又把这番意思尽量整理发挥一番写成发言稿经毛泽东审批“赞同”,拿到会上去讲。不过这个理论从来没有完全清楚表达过。毛过世後,邓为了要把他联美反苏的路线贯彻到底,因此一定要做好这篇文章,一来是继续批苏修,二来是引申毛泽东时代的所谓“以苏划线”,即亲苏的就是我们的敌人,反苏的就是我们的朋友,以此结好美国。我自己并没有参加这篇文稿的写作,不过参加的人大多是我的老朋友。我後来当面问过胡乔木:“你们真了不起,居然把苏联国营工业的剥削率都算出来了!”不料胡居然对我说“不要相信那个,全是胡说八道”。我大为惊愕,立刻告诉了参与此文(还有後面要提到的那本书)写作的宦乡、李汇川和谭文瑞、何方等人。宦、李已过世,何、谭则至今记忆犹新。

这篇文章发表以後,邓小平意犹未尽,又命令胡乔木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扩招人员,重组一个班子,进驻钓鱼台十一号楼,写一本书,题目叫做《苏联怎样变修的?》从当年11月1日起开始工作,其中也有当时右派问题尚未解决的我。我们也就一本正经地召集各路专家,进行各种专题讨论,准备写作这样一本有关国策的书来了。但是奇怪的是,领头的胡乔木除小组成立时来过一次外,就再也不过问此事。甚至,1979年,他因家里修房子,搬进钓鱼台十号楼住了半年,与十一号楼紧邻,我们早上散步的时候常可以碰到,也从不来十一号楼过问一下。我们开头也纳闷儿,後来就看透了,原来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给农民分了自留地(官方名称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小商小贩自己生产经营.....。按照毛泽东时代的标准,“修”的程度已超过苏联了,这书如何还写得下去?因此整个1979年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干,拖到年底就基本解散,只留下两三个人(其中有我一个)搬到毛家湾党的文献研究室留守待命,又过了一年多,才结束于无形。

提这两件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的事,只是为了说明意识形态的因素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多么浓重,多么强烈。中国外交政策的邓小平时代可以说是国家利益显现而意识形态淡化的时代。不过即使如此,他也还不得不受意识形态的严重束缚,而且终生不能摆脱。

联美反苏是邓小平在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以後才完成的,他在二月份访美时,公开说中美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那个北极熊”。当时邓小平已是七十好几的老人了,但是他仍然说,访问美国他一定要自己去,去了美国我这辈子就哪儿都不去了(这是我的同学,当年给邓小平访美打前站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告诉我的)。邓小平如此重视美国是因为他认为,要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这是当时负责访美代表团组团工作的外交部主管美洲事务的副部长章文晋告诉我的)。应该说在这方面邓小平眼光很准,魄力也很大。

但是在邓小平心目中,完成联美反苏只是利用毛泽东的遗产,打开外交上孤立局面的一个决定性步骤。他进一步的目标还是要中国的外交全方位化。为实现这一点又等了十年,到1989年5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才完成。他说:“一定要由我来见戈尔巴乔夫,我俩举行了会谈,中苏关系就正常化了。”据说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现在也并不认为那时(指六七十年代中苏大论战)所说的话都是对的。这才算给中苏长期争论与对抗画上了句号。

毛泽东虽然在从联苏反美到联美反苏的政策转变上给後人打开了道路,但是他还有一项意识形态的遗产可是至死没有改变,这就是他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理论发展出来的“战争不可避免论”。毛到最後几年更是极力鼓吹“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甚至把明朝朱升劝朱元璋的话“深挖洞、广积粮”作为动员全民备战的口号。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活过的中国城里人,大概很少没有挖过防空洞的,许多城市的地下都被挖得千疮百孔,为的是要准备实现毛的方针“立足于打,迟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这种思想实在不利于邓推行他的务实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了改变这一理论,他实行的也是渐进的方针,开头说“一时看来还打不起来”,继而说“战争不是不可避免”,最後才发表“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言论。这样才算给他的“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建设几十个香港“....等等一系列政策提供了根据。因为毛的理论是向壁虚构,而邓的说法则符合实际,因此推行倒也顺利,没有受到什么强有力的抵抗,只是到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认为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太神气,对中国咄咄逼人太不客气,可见其帝国主义本性未变,主张对美国说“不”,质疑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说,并且批评中国政府太软弱。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尤其是因为中国是个天然大国,面积还略大于美国,人口世界第一,历史世界最长,五十多年来宣传起来的民族自大心理又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後经济有了好转,因此又出现了一股盲目狂妄的虚骄之气。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在中国,尤其在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中,似乎很有市场。如任其发展,可能危及民族前途,要请大家注意。

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在毛泽东提出的时候就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实际相去甚远,後来也就任其自行淡化,现在已不起什么作用了。不过中国因反苏脱出两个世界。自居“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则沿袭了下来,中国因此也在第三世界结交了一些朋友,在外交上可以引为与国,至于毛泽东时代为了帮助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反帝而慷慨解囊,鼎力相助的气派则久已成为历史陈迹了。

有意思的是: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时候,为了表示中国对第三世界穷哥儿们的真心实意的援助,当着陪见的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的面对叶海亚·汗说,“中国人小气鬼”,一下就把两亿美元的贷款加到五亿,把原来负责谈判的周恩来和李先念搞得大为狼狈,以後,他老人家又曾对来访的外宾说,这笔贷款应该加一个○,也就是把数目扩大十倍,真是大手笔。不过到了八十年代初,已经当了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出访非洲的时候,对于一应请求,只好连连说“我们是心有馀而力不足”了。

 

第三个时代?

 

江泽民上台主政已经十四年,邓小平逝世也已五年,但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还是萧规曹随,是邓小平时代的线性延长。

别的不说,只说江泽民主政之初就碰上了1989年的所谓“苏东波”,也就是柏林墙倒塌和继之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尤其是罗马尼亚发生革命,前独裁者、中国的老朋友齐奥塞斯库被枪毙一事,真是变起非常,弄得我们目瞪口呆,惊慌失措。当时曾有人建议,宣布罗马尼亚发生的事情是反革命政变,幸亏邓小平提出了所谓“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後来又补了“决不当头”和“有所作为”两句话,又重新申说“不要想扛旗,要扛你也扛不动”,又补了一句“夹起尾巴做人”,这才使中国平静地应付而且度过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冲击。又过了两年(1991年8月)苏联发生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一伙人发动软总统禁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又使中国有一些人心猿意马,希望有所响应,几乎乱了阵脚,最後总算依赖邓小平的精神,没有轻举妄动,又平静度过了一关,也度过了随之而来的同年12月苏联解体改制这一关。

一直到今天为止,江泽民和党中央都还是一直强调以邓小平理论为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已很少提了。看来外交政策也不例外。

这里应该补充说几句的是:苏联在毛泽东时代已经被批得比美国还要坏了,它的卫星国如东德和罗马尼亚也都被认为很“修”了,为什么中国还有上面所说的反应呢?原来,中国批苏联,都是批它不革命,是假共产主义...但是苏联毕竟是十月革命的故乡,是社会主义的柱石,“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口号在中国喊了多少年,可谓已深入人心。尤其是经过十几年的“拨乱反正”,中国人心里其实渐渐明白苏联其实还是同我们一样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此中苏两国不能无同气连枝之感;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垮了,也不能没有物伤其类之情。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的因素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占多大的分量。这个因素虽然还在慢慢消解,但是在与朝鲜、越南、古巴三个外国的关系上还是顽强地体现出来,而且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全面的,它在国家制度方面更是巍然不动。

江泽民时代的外交是进一步走向全方位外交的时代,当然,也办了几件大事,比如1992年同韩国建交。又比如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非正式会议,同俄国以及中亚哈、塔、吉三国建立了上海五国(现又加上乌兹别克斯坦成了六国)合作组织,加强了同东盟十国的关系,与东北亚的日韩两国一起成为10+3的一员,最近又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成为10+1的一员等等。当然更不可忘了在上世纪末按照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方针收回香港和澳门这样的大事。但是最重要而影响深远的应当是经过十五年艰苦的谈判而终于在2001年底被接纳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这件事。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不准说,而邓小平时代大为流行的关于国际关系的描述是“相互依存”和“与国际接轨”的话,江泽民时代关于国际关系最流行关于国际关系最流行的术语就是“全球化”,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正是中国进入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一步。

照说全球化的意义不应仅仅限于经济上,2001年9月11日发生恐怖分子袭击纽约和华盛顿两地之後,美国组成了规模空前的世界反恐统一战线,中国也是这个战线的一分子。不过同普京的俄国在此之後全面贴近西方,对旧的地缘政治作出新的地缘经济的解释,以新思维“换”老脑筋的魄力相比,中国在外交政策上还不能说有什么重大的新变化。未来的外交政策必然还要变,而且恐怕不止变一变,不过是否有一个有别于邓小平时代的江泽民时代,现在还不好说,还要观察。

在国际外交史上,由于有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与强烈的个人因素起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现象,今後要全面现代化,首先要清除意识形态对民族利益的干扰。目前,意识形态的因素只是比毛泽东时代大有削弱,从根本上说不但继续存在,而且又转化为某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形成扭曲。同时,要让民族利益成为决定中国外交政策的唯一因素,只有国家充分民主化才有可能。这是一个严重而巨大的任务,即使以邓小平的魄力,也由于历史的局限而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如果能在江泽民主政之时完成,我们就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已经进入第三个时代---江泽民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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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随想 | 处在历史转折点的小人物们

November 10, 2017

——回首80年代的几则往事

2017-11-08 07:59

来源: 博客

作者: 编程随想

布加勒斯特街头的示威者

文章目录
★引子
★1980年,韩国,光州
★1989年,中国,北京
★1989年,民主德国,柏林
★1989年,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结尾

引子

8月初上映了一部韩国影片叫《出租车司机》。此片不光在韩国热播(创下韩国电影史的观影记录),也在咱们天朝引发高度评价(豆瓣分数9.1)。由于当时临近十九大,真理部全面封杀该影片。本月初(10月3日),与该影片相关的豆瓣页面全部消失。

在真理部封杀之后,有些热心读者就建议俺聊聊这部影片,还有些热心读者建议俺聊聊“光州事件”。不过捏,俺考虑到此片影响力巨大,已经有很多人写了影评;而且网上也出现不少文章介绍“光州事件”这段历史。俺再写这两个话题,就显得有点重复,缺乏新意。

有鉴于此,今天换了一个角度——跟大伙儿聊聊处在历史转折点的小人物们。下面要讲的几个小故事都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而且都发生在专制独裁国家。

1980年,韩国,光州

由于本文是影片《出租车司机》引出滴,所以头一个小故事就来说说这部影片背后的真人真事。

顺便插一句:这部片子值得一看。像俺这种很少看视频的,也特意去下载来看了。

时代背景

六七十年代,韩国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总统是军人出身的朴正熙(前不久被弹劾的韩国女总统是他女儿)。朴正熙执政长达16年(1963~1979),期间韩国学生多次发动反独裁的抗议示威活动。

1979年10月26日,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枪杀朴正熙。次日,副总统崔圭夏出任代总统,并宣布戒严。之后政局动荡。

该年12月12日,身兼“国军保安司令部司令”和“戒严司令部联合搜查本部长”的陆军少将全斗焕趁著政局混乱发动政变,夺权成功(史称“双十二政变”)。

次年(1980)5月17日,掌权的全斗焕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强化戒严,禁止所有的政治活动(甚至连国会活动也禁止),所有大学勒令停课。次日(5月18日)即引发全国性大规模示威抗议,其中以光州尤甚。

作为一个残暴的独裁者,全斗焕毫不犹豫地调兵镇压,酿成“光州大屠杀”。以下是“光州事件”的过程简介。

18日(民间抗议第一天)

陆军第7空降旅就进驻光州当地两所大学,与大学生爆发激烈冲突;

19日

陆军第11空降旅紧急调往光州增援;光州市民使用燃烧瓶对抗军警;

20日

陆军第3空降旅紧急调往光州增援;光州全市的公交车和出租车司机开车对抗军警;

21日

光州与外界的铁路、公路、通信线路全部被军方切断;就在这天,全斗焕准许部队使用实弹镇压;光州市民攻占军械库,开始打巷战;

26日

陆军动用坦克攻入市区;很多市民躺在路上阻挡坦克,直接被碾过;最终,军方攻占“民众抗争领导部”所在地——全罗南道厅(大概相当于省政府大楼);在那里坚持抵抗到最后的有200多人,其中60多人是中学生,还有10人是少女。

小人物的故事

电影《出租车司机》讲述的是一个韩国首尔的出租车司机,费尽周折帮助一个德国记者进入光州拍摄大屠杀的视频,然后再带着记者回到首尔。

这部影片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片中的德国记者名叫“朱尔根·欣茨彼得”(Jürgen Hinzpeter),是德国广播电台(ARD)驻东京记者。他及时地向全世界曝光了发生在光州的大屠杀,给韩国军人政府造成很大的舆论压力。韩国民主化转型之后,为了表彰他的贡献,向他颁奖并建了纪念碑。

记者欣茨彼得多次返回韩国,托很多人帮忙想找到当年那位司机,但始终未能如愿。欣茨彼得已经在2016年去世,没能找到老朋友成为他临死前最大的遗憾。

此片热播之后,一位名叫金承必(Kim Sueng-pil)的韩国人在Twitter 上宣称:他父亲就是影片中出租车司机的人物原型,名叫“金士福”。一开始很多人都不相信,后来金承必出示了当年的一些照片,包括他父亲与德国记者的合影。终于获得证实。

现在我们知道:金士福并不是出租车司机,而是首尔某家酒店(PALACE HOTEL)的包租车司机。由于他的英文和日文比较流利,酒店中的外国客人都会找他开车。他的车也不是影片中的绿色,而是黑色的。

金承必也透露了他父亲当年的一些情形:

爸爸性格很善良,也很爱惜车子——平时连一滴汽油也不会让车子沾上。但是有一天晚上,爸爸很晚才开车回家,而且车身伤痕累累,鞋子也破了。回家之后说了一句:怎么可以这样杀害自己国家的人!

本来很少喝酒的爸爸,从光州回来后似乎受到打击,不停地饮酒。最后因为肝癌在1984年离世。

俺的点评

前几天,某个读者问俺:“光州事件”和“六四事件”最主要的差别是啥?

俺的回答是:

光州事件被血腥镇压之后,韩国的民主化抗争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在全国各地愈演愈烈,最终在80年代末迫使军人政府下台(还政于民)。

六四事件被血腥镇压之后,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天朝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民主化抗争。

 

写到这里,俺不禁想起一句格言(出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

解放一个习惯于被奴役的民族比奴役一个习惯于自由的民族更难
——孟德斯鸠

作为天朝民众的一员,老实说,俺非常惭愧!

 

1989年,中国,北京

第2个小故事与前一个有点类似,都是讲小人物如何揭露大屠杀的真相。只不过前一个故事发生在南韩,而后一个发生在咱们天朝——六四事件。

时代背景

关于六四事件的时代背景,可以参见俺写的《回顾六四》系列博文。虽然这个系列只写完前一半,但通过已有的这部分,已经足以了解六四事件的时代背景和起因。

小人物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小人物有2个,分别是吴晓镛和陈原能/陈元能(注:关于陈的姓名有两种说法,俺不晓得哪个是真名,两个都写上)。他俩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台)英语部上班。吴是英语部副主任,陈是播音员。

注:不要把“中央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搞混了。一个是面向收音机,另一个是面向电视机。如今的收音机听众已经很少了。但在80年代,收音机听众数量与电视机观众相比,并不少。

八九年的6月3日深夜至次日凌晨,戒严部队强行清场,北京市民和高校学生伤亡惨重。史称“六四屠城”。很多不了解六四的网民误以为伤亡主要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其实不然——主要伤亡出现在西长安街沿线,尤其是木樨地。因为西长安街是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的主要路径。

6月4日那天,吴晓镛是早班的值班编辑。他家住万寿路一带,大清早骑车上班,途经木樨地和公主坟,亲眼目睹屠杀后的惨状(注:那时候是大清早,很多现场还没来得及清理)。到了电台之后,吴晓镛花了几分钟时间,写了一份新闻稿,然后由当天的新闻播音员陈原能/陈元能播报。

下面是这份新闻稿的英文原文:

Please remember June the Third,1989. The most tragic event happened in the Chinese Capital,Beijing. Thousands of people,most of them innocent civilians,were killed by fully-armed soldiers when they forced their way into city. Among the killed are our colleagues at Radio Beijing. The soldiers were riding on armored vehicles and used machine guns against thousands of local residents and students who tried to block their way. When the army conveys made the breakthrough,soldiers continued to spray their bullets indiscriminately at crowds in the street. Eyewitnesses say some armored vehicles even crushed foot soldiers who hesitated in front of the resisting civilians. Radio Beijing English Department deeply mourns those who died in the tragic incident and appeals to all its listeners to join our protest for the gross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most barbarous suppression of the people.

Because of the abnormal situation here in Beijing there is no other news we could bring you. We sincerely ask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t this most tragic moment.

下面是这份新闻稿的中文翻译:

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驾驶着装甲车,用机关枪来对付千万名试图阻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们。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那些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

由于北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无其它新闻可向您报导。我们恳请您的谅解,并为您在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六四屠杀以及之后的那几天,天朝官方媒体出现过一些含蓄的抗议:

比如6月4日那天的《新闻联播》,男女两位主播(薛飞&杜宪)都身穿黑衣,女主播杜宪在最后说了一句:“请大家记住这黑色的日子”

比如6月4日那天的《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特意选了一条:韩国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多年前的光州事件。

…………

上述这些抗议都很含蓄很委婉,没有一个能像吴晓镛的新闻稿那么直白,那么震撼人心。

俺的点评

吴晓镛他爹是吴学谦,在八十年代担任过:副总理、外交部长、国务委员。所以说,吴晓镛是不折不扣的太子党。

为了揭露真相,可以牺牲自己的前程。

后续

作为主要当事人,吴晓镛不但被撤职,而且被隔离审查,关押了一年(如果他不是太子党,很可能被关押更长时间)。加到他头上的罪名是:“违反组织纪律,进行反动宣传”。隔离审查结束后,吴晓镛在1990年进入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历任翻译、顾问、项目主管。九十年代后期参与筹建凤凰卫视,2001年开始担任凤凰卫视美洲台台长。

六四事件25周年之际(2014),吴晓镛首次接受媒体(香港商业电台)采访并谈及当年的事情。他提到了几点:

在外国讲假话的代价大;在中国则是讲真话代价大。

当时他不赞成学生的活动,但更不接受解放军伤害人民;再加上有同事丧生,因此决定讲真话。

到了互联网时代,官方仍想继续控制言论,非常不明智。

吴学谦因为儿子的事情,仕途也受了影响。当时的总理是李鹏,六四屠夫之一,而副总理吴学谦的儿子出了这档子事儿。你用膝盖想一下:李鹏在事后会怎么对待吴学谦?

陈原能/陈元能之前是英语部重点培养的业务骨干,台里面原计划在1989年下半年送他去美国深造。因为此事,“赴美深造”肯定没戏了。事后,据说他还留在中央电台,但被边缘化了(不予重用)。

1989年,民主德国,柏林

第3个小故事也发生在1989年,与柏林墙有关。

柏林墙

话说二战德国战败,被盟军(美、苏、英、法)瓜分占领。1949年,“美英法”三国的占领区后来合并为“联邦德国”(以下简称“西德”),苏联占领区建立了“民主德国”(以下简称“东德”)。原德国首都柏林也被类似地瓜分,变成“东柏林&西柏林”(分属东西德)。柏林这个城市本身位于“东德”,于是“西柏林”就成为地理上所称的“飞地”——它的周围都是东德领土。

由于“两个柏林”的边界就在城市之中,越过这个边界很容易。很多东德民众就从“东柏林”逃往“西柏林”。一旦到了“西柏林”就等于到了自由世界——可以从“西柏林”再去西德或者其它西欧国家。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1961年,约有260万东德人从“东柏林”逃往“西柏林”。

(如果你对这种情形感到奇怪,不妨回顾一下毛腊肉统治时期的天朝——那些年,成千上万的人从广东省偷渡到香港/澳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从福建省偷渡到台湾)

才十二年时间就逃掉两三百万人,德国统一社会党(以下简称“德共”)领导人的面子挂不住了,苏联老大哥的面子也挂不住了。1961年,苏共头子赫鲁晓夫与德共头子昂纳克商量了一个损招:建造一堵墙彻底隔绝“西柏林”。

柏林墙经过多次扩建,从原先的铁丝网,逐渐变成多层次防御体系,包括了:高墙,围栏,铁丝网,巡逻道路,瞭望塔,碉堡。为了加强威慑力,东德政府要求边防军直接击毙穿越柏林墙的人。

从1961到1989年这28年间,无数东德民众想尽各种奇技淫巧,以便穿越柏林墙。有些人成功了,大多数人失败了(而失败就意味着死亡)。他们的事迹,真正体现了什么叫不自由,毋宁死。

开博第一年,俺曾经写过一篇《学习一下德国人民的翻墙精神》,说的就是这些人的故事,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时代背景

1989年是风起云涌的一年,天朝发生了“六四事件”,欧洲的共产党阵营纷纷瓦解。从5月份开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开始进行政治改革/民主化转型。这些变化对东德民众产生很大影响。

从9月4日开始,莱比锡民众每周一晚上都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一周又一周,游行的规模越来越大——这样的招数,在东德40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10月7日,东德40周年国庆日,全国各大城市都爆发大规模游行。

10月18日,德共总书记昂纳克在内外交困之下,不得不引咎辞职,换上了倾向于改革的克伦茨担任总书记。(注:很多资料把昂纳克称为“东德最后一个领导人”,其实克伦茨才是“最后一个”——虽然克伦茨只干了一个多月)

11月4日,受莱比锡“每周游行”的鼓舞,柏林爆发50万人参与的大游行。

11月7日,执掌史塔西(东德国安部)长达32年的“埃里希·梅尔克”被迫辞职。

到这时,东德最高领导层已经是一片混乱。

小人物的故事

11月9日,东德政府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现场直播),政治局委员“沙博夫斯基”(Schabowski)念了个新闻稿,其中提到了:要推出一项“简化公民出境”的法案(此法案纯属安抚人心)。当西方记者问他“该法案何时生效”,沙博夫斯基之前没有准备,仓促回答说:“恩,会很快的,不会延迟。”

很多东柏林的居民看了电视直播后,产生一个错觉——以为柏林墙马上就要开放了(实际上,当时东德政府并没有打算开放柏林墙)。于是当天晚间,大量东柏林的民众纷纷涌向柏林墙的检查站,准备过境。

柏林墙有很多检查站(关卡),其中一个位于波荷木大街(Bornholmer)。那条大街是交通要道,聚集的人数非常多。当天在该检查站值班的官员叫哈拉尔德·杰格(Harald Jäger)。他就是这个小故事的主角。

杰格是秘密警察,隶属史塔西(东德国安部),中校军衔。1961年柏林墙建立后,他就已经在边防部队任职——也就是说,他驻守柏林墙已经28年。作为一个虔诚的共产党员,他非常尽职。

那天晚上9点多,检查站外面的民众越来越密集,他打电话给上级军官说“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上级告知“没有接到命令”。他请求增援,上级说“没有增援”。他询问上级“该怎么办”,上级敷衍说“你自己看着办”。

随着时间的推移,检查站外面的人群越来越庞大(增至几万人),且民众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动。杰格手下只有46人,个个都神经高度紧张。这种局面,一个很小的意外就可能引发大规模流血事件。

杰格不死心,又打了很多电话给其它部门的官员,请求增援,结果都碰壁。有些官员还嘲笑他是胆小鬼。到了11点30分左右,无计可施的他,命令手下的警卫打开检查站的围栏。转眼之间,几万名东德居民欢呼着冲过检查站,逃往西柏林——对他们而言,西柏林就意味着自由世界。

那天晚上,相邻的几个检查站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当这几个检查站的负责人发现已经有一个检查站放开了,那他们再继续坚守已经没有意义了。于是这几个检查站也纷纷开放,允许民众自由通过。等到次日(11月10日)凌晨,柏林墙所有的检查站都开放了——允许自由通行。柏林墙(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倒塌了!

后续

柏林墙倒塌之后没几天,共产党在东德的统治也瓦解了。

11月13日,德国农民民主党(民主党派)主席京特·马洛伊达当选东德人民议会(国会)主席。

11月17日,东德成立了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的26名内阁成员中,统一社会党(德共)只占15位;

12月1日,人民议会(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删去了宪法里“工人阶级和马列主义政党领导地位”的条款;

1990年3月18日,进行东德成立以来首次自由选举,原先的“德共”改名“民主社会主义党”参与竞选,在议会中只获得16.4%的席位,名列第三。

1990年5月18日,东德与西德签署国家条约(关于两德合并);

1990年10月2日,东德政府机关停止工作,西德接收了东德的驻外使领馆;

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庆典在柏林举行,两德正式宣布统一。

俺的点评

对专制政权而言,当大厦将倾之时,很多体制内的官员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维护体制,而是如何自保(在体制崩溃时确保自己利益不受损)。如此一来,就会导致官僚系统的效率急剧下降,然后进一步加速崩溃的过程(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比如在柏林墙倒塌的11月9日那晚,没有一个德国官员敢下令镇压,也没有人向柏林墙派出增援。因为这些官员会在心里盘算:如果下令镇压,万一共产党倒台之后,追究责任,自己岂不是要被清算?

1989年,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在1989年垮台的共产党政权中,最惊心动魄的大概是罗马尼亚了。今天的第4个小故事就发生在那里。

时代背景

罗马尼亚出了一个比较奇葩的独裁者,叫做齐奥塞斯库。他原先是党内二号人物。1965年,总书记“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死掉后,齐奥塞斯库成为党内一把手。此人对权力极度贪婪(就如同咱们天朝的习呆呆),他在当上党的总书记之后,又陆续兼任了许多职务——至少包括:“共和国总统、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主席……”。不光他自己,连他的亲属也担任了重要职务,比如:

他老婆埃列娜以“中央执委会委员”(类似于天朝的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掌管党内人事大权,同时还兼任“第一副总理、全国科教委员会主席”;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

他的小儿子(尼库)是“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已经被指定为接班人;

他的弟弟(伊利耶中将)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

他的弟弟(安德鲁察中将)担任内务部警官学校校长;

他最小的弟弟(扬)担任农业部长;

他的妹夫,(他老家的农民,文化程度不高)中央委员兼主管农业问题的书记

…………

由于齐奥塞斯库家族有很多人在党政军担任重要职务,被罗马尼亚民众戏称为“社会主义大家庭”。

比“任人唯亲”更夸张的是——连齐奥塞斯库的爱犬(名叫“考布”)也被正式授予上校军衔(这不是搞笑滴,是正式滴)。考布每天吃的狗粮都是从英国进口。那些年,罗马尼亚驻英国大使最重要的日常工作就是:每星期去一趟伦敦的圣伯利公司,为考布采购精致的狗粮(罗马尼亚民众戏称为“上校食品”),这些狗粮会在当日空运回国内,然后还有专门的人试吃(以确保狗粮无毒)。

作为对比,大部分罗马尼亚民众每天都需要排长队凭票领取限量供应的面包(80前出生的天朝读者,应该还记得“凭票供应”吧)。

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还有很多奇葩的事情(比如:“打字机执照”、“月经警察”)。考虑到篇幅,俺就不细聊了。

到了1989年,东欧共产党阵营开始瓦解。但是齐奥塞斯库依然很自信,认为罗马尼亚江山永固。那年的12月15日,边境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反共的示威游行。(这个城市紧挨着“罗匈边境”,由于匈牙利刚刚发生革命,当地民众深受鼓舞)

在东欧共产党阵营中,齐奥塞斯库一直有名的铁腕人物,作风强硬。他命令保安部队(隶属“内务部”)镇压蒂米什瓦拉的骚乱,导致大量民众伤亡(事后统计:死亡147人,受伤335人,失踪25人)

镇压了蒂米什瓦拉之后,齐奥塞斯库依然自信,觉得危机已过,于是按原定计划出访伊朗(为时3天)。等到从伊朗出访归来,他才发现蒂米什瓦拉引发的抗议活动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这时,齐奥塞斯库有点慌了。于是他决定在首都搞一次大型群众集会,他要亲自对民众发表演说,以此来稳定民心。

小人物的故事

12月21日那天,首都的广场上聚集了超过十万人。中午12点整,齐奥塞斯库准时出现在党中央大厦的阳台上,开始激情演讲。下面是他说的第一个自然段:

蒂米什瓦拉发生的骚乱是流氓、暴徒煽动的,是以破坏国家机关和公共财产为目的。这是恐怖行动与反动势力、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势力相勾结,试图搞乱罗马尼亚的秩序与稳定……

要坚决打退外国的干涉和蒂米索拉流氓集团的动乱!

以往齐奥塞斯库作公开演讲,每当他讲完一个自然段,下面都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但在21日那天,他刚讲完这段,稍作停顿,准备等待掌声响起,广场上突然有个人高喊:“打倒齐奥塞斯库!”

紧接着,广场上又有很多人陆陆续续喊出了:“打倒刽子手!打倒共产党”各种“打倒×××”的口号响彻云霄,首都民众压抑多年的愤怒彻底爆发出来了。

广场上的群众不光高喊口号,而且打算冲击党中央大厦(那栋楼就在广场边上)。现场的保安部队意识到局面失控,先是鸣枪示警;示警无效之后,开始朝集会的民众开枪。

那天的公开演讲,由罗马尼亚国家电视台负责现场直播,因此全国有很多民众都在电视上看到了上述这一幕……就在那天中午,就在那个广场上,罗马尼亚革命开始了。

俺的点评

在今天的几个故事中,只有这个故事的小人物是彻底的无名氏。没有人知道那一嗓子是谁喊出来的,也不知道此人是出于什么动机?如果他喊了那句口号之后没有得到呼应,他立马会被广场上的便衣(秘密警察)逮捕。并且很有可能会以反革命的罪名处决。

喊这个口号的人,冒着坐牢甚至处决的风险,拉开了罗马尼亚革命的序幕。

后续

21日

首都民众继续进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齐奥塞斯库要求国防部长米列亚调正规军到首都执行戒严任务(准备“血洗”)。米列亚比较有良心,拒绝当屠夫,还说了一句人民的军队为人民。

22日

反对派成立“救国阵线委员会”(以下简称“救国阵线”)。“救国阵线”推举伊利埃斯库为领导人(此人曾经是罗共高层官员,因为批评齐奥塞斯库搞个人独裁而被罢官)

官方宣布米列亚自杀身亡。事后出现两种猜测:其一认为米列亚因为进退两难,不得不自杀;其二认为齐奥塞斯库派人把米列亚干掉然后伪造成自杀。

由于米列亚在军中的人脉,他的死亡引发了军队的分裂——部分中高层军官宣布倒戈,转而效忠“救国阵线”;还有一些军官宣布保持中立。但是内务部所属的保安部队依然效忠齐奥塞斯库。于是两派开始打内战。有很多首都市民加入“救国阵线”一方,参与街头巷战(下面是当时的照片)。

临近中午时分,首都民众攻占党中央大厦。在民众占领大厦的前几分钟,齐奥塞斯库乘坐大厦顶楼的直升机逃走。

23日

逃亡中的齐氏夫妇被路人认出,并被“救国阵线”的士兵抓捕。之后关押在罗马尼亚南部的登博维察县兵营。

24日

当天上午,“救国阵线”的核心成员聚集在国防部成立临时政府。

效忠齐奥塞斯库的保安部队攻打(关押齐氏夫妇的)兵营,准备劫狱。双方爆发激烈枪战。保安部队的劫狱计划失败。

25日

内战还在继续。考虑到之前未遂的劫狱行动,“救国阵线”领导层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匆忙成立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紧急程序,对齐氏夫妇进行审判。特别军事法庭宣布五项罪名成立,判处齐奥塞斯库夫妇死刑,立即执行。

齐奥塞斯库的民愤太大,连行刑的士兵也对他恨之入骨。宣判之后,齐氏夫妇被带到室外的空地等待枪决。结果,3名行刑队的士兵一看到齐氏夫妇二人站定,还没等行刑队指挥官下令,就开始拿枪扫射,一直把子弹打光。埃列娜的头被打爆,脑浆溢出。据说两人身上共有90多个弹孔。

这就是暴君的下场!

26日

“救国阵线”公布了审判和枪决的视频。效忠齐奥塞斯库的保安部队缴械,罗马尼亚革命胜利。

结尾

美国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有一句名言:

每当有事情发生,
懦夫会问:“这么做安全吗?”
患得患失者会问:“这么做明智吗?”
虚荣者会问:“这么做受欢迎吗?”
但是良知只会问:“这么做正确吗?

假设许多年以后,因为种种机缘巧合,或许你也处在某个历史的转折点。

当需要做出抉择时,如果你能想起今天这篇博文,并做出正确的决定。俺将不胜荣幸:)

转载博谈网,对点评略有删节。

武云溥:“总理遗言”制造者,他戏剧般的青春与爱情

November 10, 2017

2017-11-11  六根

1976是多事之年,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加紧篡权,中国风雨飘摇,民心焦虑。这样的大环境下,却有一份伪造的“总理遗言”在民间手抄口传,迅速传遍大江南北。而它的始作俑者,竟是浙江杭州的几个青年工人……

 

 

没有人想到,“总理遗言”竟然是假的

 

 

袁中伟不得不承认,人有时会偶然掉进一种诡异的时间漩涡,命运从此改变,自己却浑然不觉。比如1976年2月上旬的这个夜晚,他又走进了蛐蛐儿家的阁楼,伙伴们都在那里。

 

这是一群热血青年的私密聚会。袁中伟无疑是这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他当时是杭州半山电厂的工人,却受当干部的父亲影响,满怀政治热情,经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议论时局。

 

1976年这个夜晚的见证者还有蛐蛐儿、阿斗、大耳朵等人。蛐蛐儿的父母是剑桥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他家住着一幢带阁楼的三层楼房,十几平米的低矮阁楼就成了这群小青年的秘密据点。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风雨欲来,袁中伟他们的聚会也更加频繁,阁楼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昏黄的灯光下,蛐蛐儿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

 

昏黄的灯光下,蛐蛐儿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说,你们看,这是总理的遗言,我抄来的。

 

众人围观。这份“总理遗言”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第二部分则很长,抬头写道:“主席、中央: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

 

接着则是对当时几位重要人物的评价和建议,涉及朱德、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尤其提到“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

 

然后是一段临终思考:“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

 

遗言的最后写道:“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骨灰不要保存,撒掉。永别了,同志们!”落款是“周恩来 1975.12.29”。

 

这份“遗言”的口吻和分寸拿捏,与人们心目中周恩来的处事风格完全一致。袁中伟二话没说,拿出纸笔便抄。其他人也赶忙抄起来,大家边抄边互相感叹:“和我们猜测的挺像。”

 

这次聚会之后,他们又忍不住把“总理遗言”拿给亲戚朋友看,所有人都深信不疑,迅速传抄,一传十,十传百……在阴霾密布的1976年,许多人含着热泪反复诵读,对总理的怀念和对“四人帮”的愤恨,让这份“总理遗言”从杭州开始,越传越远,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几乎传遍中国。

 

没有人想到,“总理遗言”竟然是假的。

 

 

蛐蛐儿的文学与爱情

 

 

1976年,杭州汽轮机厂工人蛐蛐儿只有23岁。一时兴起,他编造了震惊全国的“总理遗言”,此后半生苦难荣辱,都与那两张薄薄的纸有关。

 

蛐蛐儿真名叫李君旭,如今他已是个痴呆老头,恶疾缠身,在浙江的医院里勉强维持生命。可在1976年之前,他还是翩翩少年,一米八几的个头儿,头发微卷,面容俊秀,被很多女生视为白马王子。

 

袁中伟和李君旭从小学开始就是同班同学,两家还是邻居,在袁中伟的记忆中,李君旭为什么叫“蛐蛐儿”已经模糊不清了,只记得蛐蛐儿是个才子,他的作文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朗读。

 

1967年,蛐蛐儿还自办了一张16开油印的《红小兵报》,小报上有新闻,有通讯,有评论,甚至还有诗歌和散文,全都出自蛐蛐儿一人之手。两分钱一张的《红小兵报》在杭州市各学校间流传,居然经常脱销,蛐蛐儿也自然成了风云人物。

 


蛐蛐儿是个才子,他的作文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朗读。

 

接下来就是所谓革命年代的浪漫故事了,谁会想到儿女情长和惊天大案之间有什么隐秘关联呢?很多女生暗恋蛐蛐儿,他却惟独看中了一个其貌不扬的姑娘J。在旁观者眼中,这对男女属于八竿子打不着的两极,有人问过蛐蛐儿,为什么喜欢J?蛐蛐儿只是说,她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

 

1970年初中毕业后,蛐蛐儿和J都被分配到安吉生产建设兵团,他在水稻班,她在蔬菜班。J很要强,能吃苦,用扁担挑塘泥,用板车拉牛粪,她不输男生,为此不惜晒到皮肤黝黑,头发焦黄——也许这就是蛐蛐儿所说的“不一样”吧。

 

不过两人文采都好,在兵团一起出墙报,逐渐亲密起来。那时男女宿舍挨得很近,每天清晨太阳升起,她都会悄悄拉开窗帘,朝后排的男生宿舍张望,只要看到蛐蛐儿也在微笑着看她,她的心一天都是甜的。

 

她有个收音机,心情好或者不好的时候她都会将声音开得很大,而心情一般的时候就会将声音开得很小。时间一长,蛐蛐儿就掌握了她的规律,只要收音机声音一响,他就会跑过来问她,今天心情好还是不好。

 

星期天,别人有的回家,有的上街,因为她不上街也不回家,蛐蛐儿就买来菜和肉,拉上她一起到食堂包饺子。她会擀薄皮,包大馅,蛐蛐儿不会,可蛐蛐儿会讲故事,讲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她听着蛐蛐儿充满磁性的声音,觉得这样的日子美好无比。

 

但是她没有自信。蛐蛐儿那么帅气,招蜂引蝶,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会缺乏安全感,这也是她母亲的看法。

 

更让J深深苦恼的是,她发现蛐蛐儿还有爱说谎的毛病,说谎成了习惯,就可能连说谎者自己都信以为真。

 

当然,在编造1976年的巨大谎言之前,这并不是个要命的毛病。在蛐蛐儿看来,两人的家庭不够“门当户对”,才是产生隔阂的根源。他是“臭老九”的孩子,而J的母亲为女儿介绍了一位海军军官。

 

在那个年代,军人的肩膀最可靠,蛐蛐儿没有任何资本同红领章红帽徽抗衡。总之,1976年初,他和J分手了。

 

 

袁中伟被押上一辆黑色的汽车。

 

袁中伟是在上海的姨妈家被捕的。

 

在蛐蛐儿家的阁楼见过“总理遗言”之后,1976年2月下旬,袁中伟就离开杭州,一路北上。

 

他早就想到北方去看看了,父母都是老共产党人,从小教育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走过青岛、沈阳、大连、长春、锦州、哈尔滨,辗转到达北京,沿路做社会调查,走访工人、士兵、干部,把他们对时局的看法都详细记录在日记本上。

 

他希望了解,在即将展开的路线斗争中,工农兵会站在哪一边?在北京,袁中伟看到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走上街头,天安门广场人潮汹涌,花圈如山,悼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爆发了。紧接着是镇压,全国大搜捕也开始了。

 

5月7日,袁中伟到达上海,在姨妈家住下,马上又开始拜访父母在上海的老战友,早出晚归,很是忙碌。

 

5月9日晚,他回到姨妈家时,天已完全黑了。有点奇怪,平时从不开灯的楼道,那天晚上灯火通明,每层楼的拐角处都有两三个帽檐压得低低的人在抽烟。袁中伟心想,哪来这么多小流氓啊。

 

一进门,袁中伟发现从不早睡的姨父破天荒地蒙头睡觉,表哥也已上了床,只有姨妈一个人坐在客厅里。

 

袁中伟纳闷:才八点多啊。姨妈手忙脚乱地又是给他倒水,又是给他盛饭,还说:不管遇到什么事,你都要镇定,不要慌,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时,躺在床上的表哥突然起身说:小弟,外面在查“总理遗言”。

 

袁中伟没反应过来:“总理遗言”?跟我有什么关系?

 

门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人声。姨妈脸色大变,低声说:他们是来找你的,你到底干什么了?

 

袁中伟仍然不明所以,但他本能地警觉起来,想起记录了很多老干部意见的日记本。但是来不及隐藏了,有人破门而入,亮出手铐。

 

袁中伟被押上一辆黑色的汽车,公安人员同时抄走了他所有的东西。汽车开往杭州,袁中伟知道离家越来越近,可是他回不了家了。

 

原来,当全国人民都在传诵蛐蛐儿编造的“总理遗言”时,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反革命谣言”。公安部专门下发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彻底追查。追查令发出不到一周,蛐蛐儿就被抓获归案。

 

这实在是太过简单的案件,嫌疑人束手就擒,对案情供认不讳。可是恰恰因为太简单,有关方面根本不相信,这样一份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居然出自一个23岁的青年工人之手,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上级下令继续追查,一定要挖出幕后策划者。

 

对蛐蛐儿的轮番疲劳审讯开始了,一百瓦的大灯泡昼夜不休照着他的脑袋。公安轮番上阵,反复逼问蛐蛐儿一个问题:谁是“总理遗言”的真正制造者?

 


老年蛐蛐儿。

 

蛐蛐儿崩溃了。他终于又说了谎:袁中伟。

 

在杭州公安局,袁中伟问:为什么抓我?

 

公安说:你是怎么伪造“总理遗言”的?

 

袁中伟说:我没有伪造“总理遗言”。

 

公安说:有没有你说了不算。

 

袁中伟说:你们不实事求是,我就是到毛主席那儿我也会这么说。

 

公安说:你以为你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我一点也不恨蛐蛐儿,他比我更惨

 

 

袁敏是袁中伟的妹妹,很多年后,她问哥哥:你恨蛐蛐儿吗?

 

袁中伟沉默了。良久,他才说:假如蛐蛐儿从一开始就告诉我真相,我一定会和他共同承担,毕竟“总理遗言”中的许多想法和提法,我们这群人曾多次在一起讨论和猜测过。更重要的是,要不是因为我,蛐蛐儿决不会这么深地卷入政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

 

本应该成为诗人的蛐蛐儿,在说出了袁中伟的名字后,为整个案件提供了“突破口”。当时中央高层斗争激烈,“四人帮”一派认为,“总理遗言”这样大的政治案件显然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背景,而这样的政治背景必然应该产生在干部这个阶层,蛐蛐儿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显然不对头。

 

袁中伟被捕后,袁家随即被抄,曾任杭州市委工交部长的袁父,虽然已在此前的运动中被打倒,这次仍然被抓。同时被抓的还有袁敏的姐姐晓燕,因为公安在她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叠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个名字“阿胖”——阿胖当时正在和晓燕谈朋友,问题在于,阿胖的父亲时任浙江省委领导,而且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

 

这样顺藤摸瓜,符合干部阶层“斗争需要”的人就越查越多,后来被关押的要犯达到十二人,涉及七个家庭,其中包括蛐蛐儿前女友J的父亲,他是浙江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

 

受此案牵连遭到审查者不计其数,比如袁中伟的那个日记本,就让他拜访过的许多老干部遭了殃。后来袁中伟痛悔不已,再也不写日记。

 

莫名其妙的牢狱之灾,摧残了很多人的身体和意志。那晚参与传抄“总理遗言”的大耳朵,在狱中以为自己要被枪毙,绝望中摔破一面镜子,用玻璃片割腕自杀,所幸被警卫发现后救活。

 

J的父亲性格刚烈,被抓后曾大胆越狱,结果被哨兵用刀刺中,这一刀距离心脏仅两厘米,也是险些没命。袁中伟在狱中落下了肝病和肾病的病根,出狱几年后发作,数度病危,治疗长达六年时间才基本康复。

 

即便如此,袁中伟依然对妹妹袁敏说:我一点也不恨蛐蛐儿,他比我更惨。

 

 

从“严重政治错误”到“积极反对‘四人帮’”

 

 

“总理遗言”案的主要当事人虽遭大难,却都活着走出了牢房,这无疑得益于“四人帮”气数已尽。1977年11月,被羁押一年半之后,袁中伟和蛐蛐儿重获自由,各自回到原单位工作,此案其他入狱者也都已平反。大部分人的生活恢复了平静,蛐蛐儿的故事却才真正开始。

 

1977年11月3日出狱时,公安部对蛐蛐儿的“审查结论”是:

 

经审查,李君旭伪造“总理遗言”,流传全国,政治影响极坏,并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问题性质是严重的。鉴于李君旭有反“四人帮”的一面,他的问题又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复杂情况下发生的,保护审查后,能主动交代问题,并有所认识。属于严重政治错误。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而两年后的1979年12月7日,随着平反冤假错案的深入,公安部又给蛐蛐儿出具了“复查结论”:

 

经复查,李君旭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制造所谓“总理遗言”,系出于悼念周总理,但其做法是错误的,现按中央精神,决定撤消本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的审查结论。

 

从“严重政治错误”到“积极反对‘四人帮’”,公安部结论的笔调一转,把蛐蛐儿的命运推上了大起大落的过山车。他被看作反“四人帮”的英雄,先从车间调到了科室,又当上了厂团委书记。

 

脱产当干部后,蛐蛐儿有了舞文弄墨的时间,他重新展现了自己的文学才华,以中篇报告文学《啊,龙!》获得了首届全国报告文学奖。去北京领奖时,蛐蛐儿见到了周扬,他以不经意的姿态告诉周扬,自己就是“总理遗言”制造者。

 

“这么年轻!”周扬对面前这个小伙子赞赏有加。

 

领奖后回到杭州,蛐蛐儿就被调到了《浙江日报》评论部,专门撰写“本报评论员”文章,成了炙手可热的笔杆子,还经常得到省委宣传部长召见。

 

不久后,蛐蛐儿又接受了作家杨匡满的采访,杨匡满据此写出了一篇当时影响很大的报告文学《遗言制造者》,这篇文章让蛐蛐儿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荣誉、房子、级别,一连串的优厚待遇,让三十岁出头的蛐蛐儿应接不暇。他还娶了一位漂亮的女医生为妻,当年J带给他的感情挫折,已成烟云。

 

只有袁中伟知道蛐蛐儿的秘密:他在狱中就染上了药瘾。原来,蛐蛐儿在牢房里被折磨得整夜失眠,精神近乎崩溃。看守他的警卫中有一个大眼睛女兵,明显对帅气的蛐蛐儿有好感。蛐蛐儿无意中对大眼睛说起自己睡不着,很难受。

 

有一天,大眼睛偷偷塞给蛐蛐儿两颗安眠酮,蛐蛐儿吃了之后终于睡了个安稳觉。之后,蛐蛐儿就不断向大眼睛索要安眠酮,剂量不断加大,产生了严重的药物依赖,普通人最多吃两颗,他却要吃五六颗。这样的药瘾,等同于吸毒。

 


坐在轮椅上的蛐蛐儿。

 

长期的药瘾让蛐蛐儿行为古怪:他经常在大庭广众下突然摔倒,鼻青脸肿;他会梦游,有一次从报社办公室天窗翻进室内,第二天看着满地脚印,以为来过小偷,马上打电话报案。保卫科的人哭笑不得,让他脱下鞋来自己看,而他完全记不得自己做过什么。

 

药物对蛐蛐儿身体的损害,正在逐日加重。蛐蛐儿的妻子告诉袁中伟,因为害怕药瘾危害胎儿,她两次怀孕都打掉了,虽然她和蛐蛐儿都很喜欢孩子。

 

灾祸终于还是来临了。

 

1989年4月中旬的那个星期天,袁中伟至今忘不掉。那天他本想到丈母娘家吃饭,却因为看错了时间,出门太早,临时想拐去久违的蛐蛐儿家看看。一进门袁中伟就感觉气氛不对,蛐蛐儿的爸爸、妈妈、妻子都在,却没见蛐蛐儿。

 

刚想开口问,袁中伟就听见里屋传出噗噗声响,他朝里一瞅,大惊,只见蛐蛐儿躺在床上,正在大口吐血,床上地下鲜红一片。更让袁中伟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蛐蛐儿的爸爸、妈妈、妻子三人全是医生,却出奇地冷静。

 

蛐蛐儿爸爸说:“小旭没有胃病啊,怎么会吐血呢?”

 

蛐蛐儿妈妈说:“小旭从来没有病啊。”

 

袁中伟急了,说:“病这么重,怎么还不送医院!”

 

蛐蛐儿妻子幽幽地说了一句:“我明天要研究生考试。”

 

 

经历1976年风雨的这群中年人

 

 

2006年12月26日,杭州一家“张生记”酒楼,蛐蛐儿在这里过他五十三岁的生日。

 

给蛐蛐儿过生日的提议来自袁敏。为了写《重返1976》,她几次去拜访过蛐蛐儿。

 

三十年岁月如水,当年的风流才子,如今衰老臃肿,蜷缩在轮椅上,靠一位五十多岁的男护工照料生活。

 

1989年那次吐血,是袁中伟拼命把蛐蛐儿背到医院抢救,医生诊断为颅内溢血,手术在蛐蛐儿的脑袋上打了个洞,鲜血喷射出一米多高。由于积血严重压迫脑神经,蛐蛐儿就此落下残疾,时而清醒,时而痴呆。

 

后来,妻子和蛐蛐儿离婚去了国外,他就孤独地呆在福利院里,每月拿一千多元病假工资,其中七八百要付给护工,剩下的再付房租、水电,捉襟见肘。

 

这天听说老朋友们要给他过生日,蛐蛐儿高兴得睡不着觉,提前一个小时就到酒楼等候了。晚饭时间,袁中伟和袁敏兄妹来了,阿斗来了,大耳朵来了。还有,J也来了,她还带来了蛋糕和鲜花。

 

 

袁敏和J一起点菜。因为平日多有应酬,袁敏吃腻了大鱼大肉,点的全是素菜和汤煲。J却点了东坡肉、叫花鸡、红烧蹄膀。袁敏问:这么腻,谁吃啊?

 

J说:他吃。他爱吃肉。

 

蛐蛐儿就坐在轮椅上傻乐。

 

入座时,不约而同,大家让J坐在蛐蛐儿身边。蛐蛐儿的神情就像一个天真的大男孩,无邪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她。J脸红了,她看蛐蛐儿的目光里,也充满了温情。

 

吃过饭,蛋糕端上来,电灯关掉,烛光点亮,经历1976年风雨的这群中年人,共祝蛐蛐儿生日快乐。

 

蛐蛐儿缓缓地说:今天和你们坐在一起我出乎意料的高兴,有你们这样的好朋友,我感到这辈子没有白活。

 

J拿出一本红皮日记,上面有她当年抄下的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一首诗。J在烛光里站起身,轻轻地读道:

 

我们分离了,但你的肖像

依旧在我的心坎里保存;

有如韶光留下的依稀幻影,

它仍愉悦着我惆怅的心灵。

我把自己又交付给新的热情,

想要不再爱它了,但我却不能,

正如一所破烂的殿堂——依然是庙,

一幅扯下来的圣像——依然是神!

 

念完诗,J的眸子里有光在闪动。她看了一眼蛐蛐儿,慢慢地说:

 

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也已经人到中年,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当年的感情,没有什么不好说的了。我爸被抓以后,我几乎天天都到公安局去打听情况,一位姓陈的公安人员接待我,他说过一句让我震惊的话:“李君旭写‘总理遗言’其实和你有很大关系!”

 

 

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

 

 

其实,关于1976年“总理遗言”案的来龙去脉,袁敏认为仍有不少历史疑点,最关键的一个疑问就是:蛐蛐儿为什么要炮制一份“总理遗言”?对此,蛐蛐儿一直闭口不谈,真相也就无从得知。

 

不过那次给蛐蛐儿过生日时,J说的一番话启发了袁敏:陈姓公安说蛐蛐儿写“总理遗言”和J有关,是不是指1976年J和蛐蛐儿分手,让他受了刺激?失恋会让人冲动,以蛐蛐儿的个性,他可能会想做件惊天动地的事给J看,也给J母亲选中的那个海军军官瞧瞧:我蛐蛐儿不是平庸之辈。

 

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罢了。让时光再回到1976年2月5日,也就是蛐蛐儿拿出“总理遗言”的前几天,这群青年还在大耳朵家有过一次聚会。

 

那天是正月初六,雪花翻飞,大耳朵从乡下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狗肉,是他插队的房东送的。青年们围火炉,烹狗肉,议时政,不亦乐乎。这次“狗肉聚会”,后来在公安部的审查中被定性为炮制“总理遗言”的“反革命预谋会议”。

 

谁也没有注意,那天蛐蛐儿是最晚到的,而且他进屋后眼圈通红,默默地坐在角落里喝闷酒。后来大家才知道,就是那天,J向蛐蛐儿提出了分手。

 


袁敏著长篇纪实文学《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书封。

 

不过失恋这种事,在热衷争论国家民族命运的这群青年面前,实在不值一提。袁中伟记得,大家那天在议论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如果有的话,总理遗言又会说些什么?听着众人的高谈阔论,喝闷酒的蛐蛐儿突然站起来,挥舞着手臂说:

 

刘胡兰牺牲的时候才几岁?而我们现在又几岁?我们不能等待,我们要积极去斗争!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

 

多年之后,袁敏搜集当事人的记忆碎片,从中分析出:蛐蛐儿一定在“狗肉聚会”上仔细听了大家的观点和猜测,他经过消化过滤,不动声色地构思出了“总理遗言”。

 

对此蛐蛐儿并不否认,他对袁敏说,当他看到连袁中伟这样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问一字,埋头就抄“总理遗言”时,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END-

 

六根者谁?

李辉 叶匡政  绿茶 韩浩月 潘采夫 武云溥

醉能同其乐,醒能著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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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国恢复点评:当前主要矛盾是什么?

November 10, 2017

查建国点评之600:

19大将过去讲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改变无实质变化,搞文字游戏成了原创“新思想”。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是所有国家、人类发展的永恒主题、普遍性的主要矛盾。每个国家在每个阶段有自己相对特殊的主要矛盾,中国大陆现时代主要矛盾是国民求自由民主与一党制的矛盾。

     11月9日「因电脑写文发不到微信了,点评只能在微信上写这样的小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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